[38] （三）平衡论与政府法治论殊途同归 行政法理论基础讨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建设一个怎样的政府，一个与人民处于怎样一种关系的政府。
根据民意对司法有无影响及其影响大小，我把它们大致分为八种情形，我所使用的案例大多数是已审结的公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60号决议又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
这是民众的一种朴素的道德情感。他们虽各自表述，但殊途同归，都是从国家权力结构的机械构造上来论述的，具有政治力学的显著特征。[21]《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黄金案余波未了》，记者吴俊，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09-09/29/content-12125448.htm. [22]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Harvard Press 2001. P4. [23]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是最早确立国王不得干预法律（法院）的一部法律，正是从这里开始，确立了行政不得干涉司法的原则。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6届亚太地区首席大法官会议特别重视司法独立问题，大会通过了《司法机关独立基本原则的声明》（又称北京声明）。民众针对某些地方为政者的软肋，通过影响当政者来影响司法，找敏感时间和地点去上访、申诉、上网发帖、BBS等等，甚至发动舆论性群体事件。
它们四方面有各自的正当性理由来支持，所以我们一时难以辨别谁对谁错。但司法领域则不同，民意与司法的协调机制的设计，需要很认真地对待。[18]总之，以《就业促进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对农民等特殊阶层或弱势群体的就业确实给予了关注、关心。
有些法律合理地限制人们的部分权利而最终保护他们的整体权利，这些规定人们都能理解且绝大部分人愿意接受，如最低工资制度、最长劳动时间规定、[23]对妇女就业和劳动保障的规定等。参见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农民文化层次和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外出就业往往缺乏必要而充分的就业信息，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又面临着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居住落户等一系列难题。【关键词】法律父爱主义。
对此，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有人认为，应该通过扩大劳动法和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范围，同时改革我国传统诉权理论，确立利益主义诉权原则，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例如，该法第13条规定了国家发展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拓宽就业渠道，这带有明显的宣示性，虚化了该条的立法目的。
[46]这其中的部分权利既没有得到《就业促进法》的明确保障，事实上在不同程度上还受到了侵蚀。事实上，该法有很多条文似曾相识，这些条文可以从以前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中找到，它们被稍加改变和排列组合，就成为了法律规定。尽管学者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各不相同，[11]但是到了21世纪，人们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和比例的估计不仅几乎没变，甚至还有所提高。[35]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他们同样直接缴纳各种流转税、所得税，也通过消费税等方式间接承担税负。[15]例如，在中国知网（含期刊、重要报纸等全部知网数据库）上进行检索，以大学生（或学生）和就业为关键词检索可得22870条记录，而以农民（或民工、农民工）和就业为关键词的结果仅为5332条记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正因为如此，农民虽然从经济上看是劳动力，而且是廉价劳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超越廉价劳动力这个经济定位，方能进一步认识农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方能充分理解宪法中农民作为国家公民所具有的神圣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8]方能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找准农民的位置。
资料显示，2000年各类下岗失业人员超过2000万人，[55]而同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7亿人。该法第34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完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但无法准确规定政府行为的质和量，弱化了法律的制度刚性。
[23]关于对劳动时间进行规制的合理性，最常被引用的恐怕是Lochner v. New York一案中Holmes法官的反对意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根本就不是现代化所需要的农民生活方式。
如此一来，这样的条文虽然规定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责，但实践中政府有权决定做多做少、做快做慢，因而最终可能是看上去很美而已。从法律文本上看，国家支持、促进、鼓励、引导、统筹、倡导、保障、指导等用语充分体现了以政府主导方式来促进就业的制度特性。[4][德]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就业促进法》的父爱主义色彩如此之浓厚，政府主导性态度如此之鲜明，在肯定其关爱农民就业的同时，其制度隐患还是令人担忧的。这也与笔者后面所要讨论的《就业促进法》问题有关。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
第一，父爱式立法政策化导致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仔细对比，逐步两字在《就业促进法》中不见了踪影。
农民就业难，难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外出务工难。参见王亦君、李春莲：《〈就业促进法〉实施一年难止就业歧视—专家呼吁专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载《贵阳日报》2009年3月5日第B02版。
[39]政府主动与农民沟通协调不够，虽然财政支出不少，但有些工作不切合实际，农民不了解、不理解、不喜欢、不接受。基于此，《就业促进法》中规定的引导农民转移就业，就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必须以对农民就业权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引导。
目前的问题是，农民过多地处于被动状态。[12]参见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载前引[11]蔡昉主编书，第167页。前文多次谈到了《就业促进法》的政府主导色彩和政府裁量权扩张，政府的主体性彰显无遗。19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放开农民跨省就业，同时加强证卡管理。
[16]参见《中国劳动保障》编辑部编：《扩内需，促就业，保增长—三部委负责人答记者问》，载《中国劳动保障》2009年第4期，第8-9页。[3]之所以不使用农民工就业这个词语，一方面在于农民工一词无法涵盖笔者要讨论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是个含义过于混乱且隐含贬义的词。
[32]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年版，第38、206页。[50]并且，该法对于举证责任分担却语焉不详。
而农民由于前述诸多原因更容易受到自由裁量权扩张的伤害，未受其利，反受其弊，确需警醒。[48] 就程序性权利来说，农民就业权利包括诉权和投诉等权利。
我们不禁要问，这群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厂矿车间的人，其社会身份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呢？对此，我们一直是不太清楚的，从开始的盲流到后来的打工仔、外来妹，都说明我们没有给这个群体一个准确的定位。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应当互相配合，改善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的环境和条件。首先，应大力彰显农民就业权利。[20] 法律父爱主义有四个明显特征：第一，法律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或满足公民（或相对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
[19]法律父爱主义，则是指政府为了公民的利益可以在某些领域限制公民自由或自治，也有人称之为法律家长主义。比如，第20条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引导农民有序转移就业，那么，实现有序的方法就可能是针对务工农民设置一些条件。
这群卷起裤脚走出田地的人，年末年初，来来回回，创造了世界制造工厂的奇迹。法律规则的常识告诉我们，第20条赋予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引导农民就业的职责，也就意味着，各级政府不仅可以引导，而且必须引导农民就业，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33]孔雀东南飞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鲁迅《故乡》 哪些是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需要关注的群体？答案恐怕是两个字—农民。
